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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际管乐大赛印象

 
来源:传染病信息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4-01
 
2010年7月21日我应新加坡管乐协会邀请,出任《新加坡国际管乐节》评委。在新加坡为期一周的评委和五场大师课的工作中,特别是与世界级大师的合作中,给我留下了很多深刻印象和新的认识。通过新加坡对孩子管乐艺术教育的了解,我发现,爱孩子就像是一种传染病,一接触就会传播起来。我带着一种感动和热情,谈谈这次工作的体会和印象。 英雄不问出处,重在实力展现 乐队合奏的评比是客观检验乐队日常教学训练的平台。比赛分为三个组别进行,公开组(高水平或大学队共9支)、一组(中级水平或中学队共11支)、二组(初级水平或小学队共28支)。所有参赛乐队都非常重视音乐内涵的表达和乐队技能的稳定发挥,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曲目的选择 各参赛队对曲目的选择,技术难度并不是首选,重要的是选择能展示音乐表现、乐队色彩和乐队特点的曲目。在规定的演奏长度上,几乎所有参赛队都会选择两首作品,而且都会选择一首进行曲或进行曲式的乐曲,演奏难度二级左右。对曲目选择的这一共同的特点,更多的体现在二组这一组别里。而另一首乐曲的选择,其演奏技术的难度也仅仅是三级或低于三级的曲目。降低演奏技术难度更利于音乐内涵的表达,也更利于把控乐队的音准、音色和平衡等合奏技能,更好的展现乐队的合奏水平。 2. 赛前的准备 通过对赛后冠军队和优秀队的了解,倾向于选择较低技术难度乐曲,是为了让乐手能有更多的注意力解决演奏技术的难点,保证更好的音准、节奏和音色。是为了在合奏的练习中,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表述乐曲的音乐内涵,有更大的空间来解决合奏中的平衡、层次等合奏问题。这种赛前准备的理性思路,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乐队所做出的正确选择。这种选择折射出管乐教育的核心思想,那就是:快乐并正确的表述音乐内涵。 3. 乐曲的安排 90%参赛队都将进行曲安排在第一首演奏,由于比赛委员会允许每队有10~20秒钟的热身练习,所有的队都会利用这样的机会,在比赛现场调整队员情绪和调试乐队声响。并先演奏进行曲式的作品,这样可以减少乐队的失误率,同时也减轻了队员的心理压力。为第二首比赛曲目的发挥奠定了必要的稳定的基础,让队员有充分的心理空间来展现音乐的内涵。来自中国的仅有两支乐队获奖,如果他们具有一定国际比赛的经验,熟悉这次比赛的规则,可能最后的成绩会更好一些。 君子道同而不和 新加坡管乐教学也有派别和利益之争,但在于教学和比赛等重大利益问题上。相互各行君子之道,为的是如何引导好孩子做人做事、正确的学习管乐艺术和准确地表达音乐的内涵。 1. 教学平台 教书育人是利国、利民、利己的崇高职业。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管乐团队的兴起,管乐教学发展蓬勃。遗憾的是,为获得更大的利益,有些地区的教学者又充当了乐器经营者,把教书育人蜕变成了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 新加坡较好地理顺了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在乐器价格等方面的资讯信息是对等的。具体体现在:乐器供应商或生产商的市场竞争较为充分,乐器价目较为透明。对乐器的购买,教育者更多的是提供乐器品牌和性能的咨询,这种咨询是针对孩子的年龄和能力来的。另一方面是在一些制度上也限制了暴利的空间。比如:有些学校由校方购买乐器来组建乐队,这一做法基本杜绝了教育者兼经营者现象的产生。同时,学校也关注教育者的品德问题。比如:凡有劣迹(受投诉并查实)的教育者,几乎没有任何团队会再聘用。再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教育者对自我言行的约束。常见的学术观点的对立和教学利益中的冲突,仅限于对立者和冲突者之间或很小的范围,这种语言的对立、利益的冲突很少公开,更不可能波及到各自的团队。有意思的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教导孩子们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不同的学术观点。 2. 比赛平台 比赛是检验乐队训练和教育结果的重要手段之一,几乎所有参赛团队都很重视,对荣誉的追求有时也会导致团队组织者和教育者偏离了教书育人宗旨。所以也出现了一些以旅游为目的的比赛项目,一部分团队组织者和教育者也热衷于这样的比赛。但大多数的比赛组织者仍严格地遵循乐团比赛的宗旨,努力营造一个真正履行交流、学习的平台,努力营造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平台。 这次新加坡管乐协会举办的《新加坡国际管乐比赛》还给我留下三方面的印象,①评委成员国际化、多元化。两位来自荷兰、另五位分别来自美国、中国、英国、日本和泰国,这样的评委成员构成,其评判标准更多的倾向于乐队的音乐表现和乐队音响。②比赛纪律严谨。在乐队比赛的四天里,由于赛场室温较低,我在比赛间隙多次出来找熟人借件外套。可我认识的乐队指挥们见到我总是拼命回避,这让我非常难受。赛后朋友们告诉我是因为参赛纪律所限。比赛规定:参赛方在比赛期间不得与评委作任何交流,否则取消比赛资格。由此可以看到,比赛纪律制定严谨,参赛方执行坚决。③评委评判严格、不留私情。每天两次的评委会议要求评委对每个参赛队作简要评分解说,特别是针对评判分歧较大的乐队。为保证评判过程客观公正,这样的会议主办方仅留一位电脑记录员参与。在公开组总冠军的角逐中,各队的演奏水平很高、差距不大,客观公正尤为重要。从比赛成绩公布后得知,新加坡管乐协会主席和副主席训练的乐队以零点零几的微小差距落败,要知道这支中学生乐队是连续三年的总冠军啊。 良知的重量 有时候,在利益交换的平台上,良知的重量轻如鸿毛,它随时可能被一场交易的小风吹走。 从以上介绍的片段情况可以感到,从教育、训练到比赛等环节中,新加坡管乐教育环境相对较好,教师素质高、学历高且多数来自国际名校。除教育制度管理外,他们更关注自身的社会责任、修养和道德约束。他们不仅接受了管乐教育的高等培训,并且在实际的管乐教育工作中尽职尽责。他们更看重长远利益,不会被眼前利益所迷惑,更不会在管乐教育的任何环节里进行利益交换。良知有多重?在此借用新加坡同行的话:“看学生们单纯、求知、崇敬的眼神,听学生们叫声老师。这让我怎么能做那样的事呢?” 附记 2010年新加坡国际管乐节评委成员:波特·阿尔戴斯(荷兰指挥家协会董事、指挥家)、约翰·梅耶(荷兰作曲家)、陈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维基妮亚·阿伦(茱莉亚音乐学院副主任、指挥教授)、新子菊雄(日本高等学校吹奏乐联盟理事长、指挥家)、苏拉珀尔·圣亚维珀尔(泰国卡斯特塞特大学音乐总监、指挥家)、理查·阿达姆斯(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指挥家)来自中国的:深圳中学交响管乐团荣获中级组 金奖 石家庄阳光乐团荣获中级组 铜奖 2010年7月21日我应新加坡管乐协会邀请,出任《新加坡国际管乐节》评委。在新加坡为期一周的评委和五场大师课的工作中,特别是与世界级大师的合作中,给我留下了很多深刻印象和新的认识。通过新加坡对孩子管乐艺术教育的了解,我发现,爱孩子就像是一种传染病,一接触就会传播起来。我带着一种感动和热情,谈谈这次工作的体会和印象。英雄不问出处,重在实力展现乐队合奏的评比是客观检验乐队日常教学训练的平台。比赛分为三个组别进行,公开组(高水平或大学队共9支)、一组(中级水平或中学队共11支)、二组(初级水平或小学队共28支)。所有参赛乐队都非常重视音乐内涵的表达和乐队技能的稳定发挥,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曲目的选择各参赛队对曲目的选择,技术难度并不是首选,重要的是选择能展示音乐表现、乐队色彩和乐队特点的曲目。在规定的演奏长度上,几乎所有参赛队都会选择两首作品,而且都会选择一首进行曲或进行曲式的乐曲,演奏难度二级左右。对曲目选择的这一共同的特点,更多的体现在二组这一组别里。而另一首乐曲的选择,其演奏技术的难度也仅仅是三级或低于三级的曲目。降低演奏技术难度更利于音乐内涵的表达,也更利于把控乐队的音准、音色和平衡等合奏技能,更好的展现乐队的合奏水平。2. 赛前的准备通过对赛后冠军队和优秀队的了解,倾向于选择较低技术难度乐曲,是为了让乐手能有更多的注意力解决演奏技术的难点,保证更好的音准、节奏和音色。是为了在合奏的练习中,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表述乐曲的音乐内涵,有更大的空间来解决合奏中的平衡、层次等合奏问题。这种赛前准备的理性思路,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乐队所做出的正确选择。这种选择折射出管乐教育的核心思想,那就是:快乐并正确的表述音乐内涵。3. 乐曲的安排90%参赛队都将进行曲安排在第一首演奏,由于比赛委员会允许每队有10~20秒钟的热身练习,所有的队都会利用这样的机会,在比赛现场调整队员情绪和调试乐队声响。并先演奏进行曲式的作品,这样可以减少乐队的失误率,同时也减轻了队员的心理压力。为第二首比赛曲目的发挥奠定了必要的稳定的基础,让队员有充分的心理空间来展现音乐的内涵。来自中国的仅有两支乐队获奖,如果他们具有一定国际比赛的经验,熟悉这次比赛的规则,可能最后的成绩会更好一些。君子道同而不和新加坡管乐教学也有派别和利益之争,但在于教学和比赛等重大利益问题上。相互各行君子之道,为的是如何引导好孩子做人做事、正确的学习管乐艺术和准确地表达音乐的内涵。1. 教学平台教书育人是利国、利民、利己的崇高职业。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管乐团队的兴起,管乐教学发展蓬勃。遗憾的是,为获得更大的利益,有些地区的教学者又充当了乐器经营者,把教书育人蜕变成了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新加坡较好地理顺了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在乐器价格等方面的资讯信息是对等的。具体体现在:乐器供应商或生产商的市场竞争较为充分,乐器价目较为透明。对乐器的购买,教育者更多的是提供乐器品牌和性能的咨询,这种咨询是针对孩子的年龄和能力来的。另一方面是在一些制度上也限制了暴利的空间。比如:有些学校由校方购买乐器来组建乐队,这一做法基本杜绝了教育者兼经营者现象的产生。同时,学校也关注教育者的品德问题。比如:凡有劣迹(受投诉并查实)的教育者,几乎没有任何团队会再聘用。再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教育者对自我言行的约束。常见的学术观点的对立和教学利益中的冲突,仅限于对立者和冲突者之间或很小的范围,这种语言的对立、利益的冲突很少公开,更不可能波及到各自的团队。有意思的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教导孩子们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不同的学术观点。2. 比赛平台比赛是检验乐队训练和教育结果的重要手段之一,几乎所有参赛团队都很重视,对荣誉的追求有时也会导致团队组织者和教育者偏离了教书育人宗旨。所以也出现了一些以旅游为目的的比赛项目,一部分团队组织者和教育者也热衷于这样的比赛。但大多数的比赛组织者仍严格地遵循乐团比赛的宗旨,努力营造一个真正履行交流、学习的平台,努力营造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平台。这次新加坡管乐协会举办的《新加坡国际管乐比赛》还给我留下三方面的印象,①评委成员国际化、多元化。两位来自荷兰、另五位分别来自美国、中国、英国、日本和泰国,这样的评委成员构成,其评判标准更多的倾向于乐队的音乐表现和乐队音响。②比赛纪律严谨。在乐队比赛的四天里,由于赛场室温较低,我在比赛间隙多次出来找熟人借件外套。可我认识的乐队指挥们见到我总是拼命回避,这让我非常难受。赛后朋友们告诉我是因为参赛纪律所限。比赛规定:参赛方在比赛期间不得与评委作任何交流,否则取消比赛资格。由此可以看到,比赛纪律制定严谨,参赛方执行坚决。③评委评判严格、不留私情。每天两次的评委会议要求评委对每个参赛队作简要评分解说,特别是针对评判分歧较大的乐队。为保证评判过程客观公正,这样的会议主办方仅留一位电脑记录员参与。在公开组总冠军的角逐中,各队的演奏水平很高、差距不大,客观公正尤为重要。从比赛成绩公布后得知,新加坡管乐协会主席和副主席训练的乐队以零点零几的微小差距落败,要知道这支中学生乐队是连续三年的总冠军啊。良知的重量有时候,在利益交换的平台上,良知的重量轻如鸿毛,它随时可能被一场交易的小风吹走。从以上介绍的片段情况可以感到,从教育、训练到比赛等环节中,新加坡管乐教育环境相对较好,教师素质高、学历高且多数来自国际名校。除教育制度管理外,他们更关注自身的社会责任、修养和道德约束。他们不仅接受了管乐教育的高等培训,并且在实际的管乐教育工作中尽职尽责。他们更看重长远利益,不会被眼前利益所迷惑,更不会在管乐教育的任何环节里进行利益交换。良知有多重?在此借用新加坡同行的话:“看学生们单纯、求知、崇敬的眼神,听学生们叫声老师。这让我怎么能做那样的事呢?”附记2010年新加坡国际管乐节评委成员:波特·阿尔戴斯(荷兰指挥家协会董事、指挥家)、约翰·梅耶(荷兰作曲家)、陈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维基妮亚·阿伦(茱莉亚音乐学院副主任、指挥教授)、新子菊雄(日本高等学校吹奏乐联盟理事长、指挥家)、苏拉珀尔·圣亚维珀尔(泰国卡斯特塞特大学音乐总监、指挥家)、理查·阿达姆斯(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指挥家)来自中国的:深圳中学交响管乐团荣获中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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